記者 閆桂花
在5月24日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上，與會專家指出，針對有效需求不足，政策核心還是要落腳到提高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上。他們還強調，投資和消費并無矛盾且高度相關，政策應對上也不應刻意兩分化，而是要協(xié)同發(fā)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表示，就消費而言，最大的問題是基尼系數(shù)太高，接近0.5。“所以，我們應該做的是盡可能地降低收入分配的差距，這樣自然能夠提高整個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p>
基尼系數(shù)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嵯禂?shù)通常介于0-1之間，收入差距越大，基尼系數(shù)越高，反之亦然。近三年來，我國基尼系數(shù)在0.47左右。
余永定說，短期而言，發(fā)錢、發(fā)消費券可以讓收入暫時得以增加，對消費有一定促進作用，但作用到底多大以及能否持久，值得懷疑。長期來看，社保體系改革可以有所作為，一方面應該提高城鄉(xiāng)養(yǎng)老金的發(fā)放標準，減少城鄉(xiāng)養(yǎng)老保險的差距；另一方面增加社保覆蓋面，同時提高發(fā)放標準，這既是減少貧富差距、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的需要，最終也能起到刺激消費的作用。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原院長劉尚希從城市化角度出發(fā)，提出通過推動市民化來拉平收入分配差距。他說，城鄉(xiāng)二元體制制約了農村家庭的遷徙，農民在社會層面的流動困難，導致起點不公平、機會不平等，進而影響收入分配差距。
他建議，要利用宏觀調控和財政政策，破除城鄉(xiāng)二元結構，促進家庭遷徙和市民化，擴大政府投資和消費空間，讓投資和消費形成合力，落到人的需求上。
中泰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進一步提出，調整中央和地方財政支出比例，提高中央支出占比，以增強宏觀調控信心。同時要優(yōu)化對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增加“對人的投資”、消費、農民工和城市化等角度的考核指標。
與會專家還表示，在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的政策應對上，投資和消費是相互依存的，不應刻意兩分化，而是要協(xié)同發(fā)力。
余永定認為，學術上并不存在所謂的消費驅動的增長方式。“無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是傳統(tǒng)西方經濟理論，在解釋經濟增長的時候，消費都不是一個自變量和解釋變量?！彼f，“我們可以討論，是資本驅動還是勞動力驅動，還是技術進步驅動……等不同的增長方式，但絕對不存在消費驅動的增長理論。”
他補充說，近年來消費驅動增長說的出現(xiàn)，主要源于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和勞倫斯·薩默斯的“錯誤的提法”，聲稱中國“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已不能為繼”，但我們所討論的消費和投資指的是宏觀經濟調控方式，而非長期增長模式。
余永定強調，從長期來看，消費和投資并無矛盾，二者是高度相關的?！皟烧哧P系是現(xiàn)在多消費還是未來多消費的選擇問題?！彼f，大量的計量經濟分析也表明，從長期看消費和投資是高度相關的，沒有投資、沒有增長，也就沒有消費。
劉尚希也表示，投資和消費是一體兩面。短期看，二者都是需求；長期看，投資形成物質資本，消費可轉化為人力資本，在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階段，人力資本積累比物質資本積累更重要，二者要協(xié)同發(fā)揮作用。“把這個關系理順，比簡單地爭執(zhí)到底投資重要還是消費重要，政府的政策著力點重點放在投資上還是放在消費上要更有意義。 ”他說。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fā)展與戰(zhàn)略研究院副教授秦聰強調，不應因2008年4萬億投資計劃的遺留問題而否定投資，但與此同時，過高的投資率和過低的消費率帶來的錯配，導致投資效率下降，消費不足又限制了市場需求，進一步影響到投資效益。
余永定承認存在投資浪費和重復建設的問題，他建議在審批基礎設施項目時，要把2024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發(fā)布的地方政府專項債禁止類項目清單作為重要標準。與此同時，他強調，基礎設施投資仍有空間，且有補足有效需求不足的作用。
他和秦聰都認為，中美經貿問題凸顯出周邊“朋友圈”和“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重要性，可以考慮深化西部大開發(fā)戰(zhàn)略，沿著河西走廊向中亞進一步開展基礎設施建設。此外，鄉(xiāng)村振興、補短板和新基建也是值得進一步投資的方向。